有一只虫子在我背上爬。
这句话不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是真的有一只虫子在我的衣服里缓慢的爬行,六只小爪子扒着我的背,说不上是瘙痒难耐,但绝对是需要在乎的一个让人心烦意乱的隐患。

这不是这个夏天第一次有这种小黑甲虫钻进我的衬衫了。上一次是在广场看流动的马戏表演时,忽然感觉宽松的衣服里有什么东西在蹦蹦跳跳,手足无措的让妈妈帮忙抓住放了出去。这一次我穿着健身穿的稍有紧身的半袖,好奇于这个小东西是怎么顺着几乎没有缝隙的领口爬进去的。因为衣服比较贴身,这只并不能像上一次那样在我的背上飞舞。
没人帮忙抓反而不慌张了,伸手抓了抓,抓不到,就放着不管它了。过了几秒又开始匍匐前进,再尝试一下,又跑了。这样反反复复几次以后,终于把他请出了我的衣服。
放在手里看了看,呆呆的,随手弹走了。
我想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我也不再不适,它也不用继续在这件贴身的衣服里窒息地挣扎。
我猜它一定是不舒服的,就像我说的,衣服没那么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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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点开自己收录的一个叫emotional的歌单。综合了诸如Hammock,Austin Farewell,Tony Anderson等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悲伤纯音乐的音乐人的作品。从高中开始,这个逐渐壮大的歌单时长陆陆续续变成了一部爆米花电影时间都播不完的悲伤漩涡。听两遍就足够写一篇字字泣血的、充满了私人化的隐喻的、其他人完全看不懂的小布尔乔亚文学。
但我也很久没打开那个歌单了,相反的,我如今听着吵人的合成器音乐写下一串相比以前更草根的、不加雕琢的话。也许是文化水平下降了,但我更愿将其称为the queer way of melancholy,一种充满了酒精尼古丁与嘶吼的、不可避免的走向偏见与毁灭的悲伤。
当然,也许我也不应该把一切个人的感受都联系到酷儿。就像我觉得donna haraway提醒我的一点,生理上身为女性并不自动代表她的观点是可以被视作天赋的女性主义思想,我的酷儿身份也并不能让我的一切都被纳入这个我敬畏与向往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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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酷儿的吗?
我们倾向于用范式来划定一切事物的边界。这里我们又要回到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文化从来不应该仅仅是高雅的,工人酒吧里、牧羊山头上、发生的一切,同样也是文化。文化是平凡的。本着这样开阔包容的文化观,我不得不去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酷儿”。
最近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其实也是很普遍的虚无主义论调,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意向。为什么公蚊子不咬人、母蚊子冒着被拍死的风险也要去吸血呢?因为要产卵,延续生命,完成任务后就放心的死去。这是基因的诅咒,放在人这种带着智识的生物上来讲,除了本能的冲动,我们还带着永生的虚假欲望的镣铐,与此同时在代际传递的轮回的夹缝中虚无的、绝望的思考着一切。
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用了不同的意向的普世的虚无主义思考。当然这也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毕竟也是老生常谈了。
“我就在想,你说人和蚊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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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片面的借一个对于千禧年前的中国男同性恋的大图景的描述吧。毕竟我的同龄人大多数还没走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十年二十年后是否会有意想不到的颠覆我也无法预见。
中国男同性恋最后都会结婚、生个孩子、表面上组成一个中国意义上的美好家庭的。在一切世俗圆满过后,趁着自己还有性欲的时候,在不回家的夜晚和其他男人无数夜春宵。
这大概率、或者可以说就是当下的事实,不过是我想做一个主观性的无罪辩护,所以我说这是片面的。
从身份上来讲,他们无疑是酷儿,但他们不能代表酷儿。当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drag queen,想到骄傲,想到满街彩虹的游行,彻夜的派对,自我介绍时必不可少的pronouns,想到Charli XCX,Lady Gaga,想到张扬的生命。
而中国男同性恋无疑是这一切标签的反义词——自卑的、不可见的。但就像我一遍遍的质问,这难道不是酷儿的吗?或者说,不同于西方酷儿的酷儿,就不是酷儿了吗?
究竟是谁定义了酷儿,是谁划分了酷儿性的三六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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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又回到了我去年一整年在荣誉计划和Global Asia Minor中进行的去西方化的尝试。就像我正课最后一篇论文《群岛的骄傲》中讨论的,如何构想一个非西方的酷儿运动可能性。当然我是无法去构想的,我接触到的时候酷儿知识都是英文材料,当然中国也没有系统化的酷儿知识生产,甚至酷儿这个词也是翻译于queer,即这个概念都是舶来品。
若说我第一次接触到中文的酷儿知识,那就是柴静的《看见》。我依然会偶尔重温那一章,他构建了我对中国同性恋图景的认知,并且我依然不觉得那些论调放在现在是过时的。书中张北川教授提到:“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做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这是一切困境的根源。
当本能的释放只能隐匿厕所中或无需登记的快捷酒店钟点房中,又何谈身份的认同?
换句话说,当生理的需求都无法被“正常”地满足,又何谈精神的升华?
这无疑是不“酷儿”的,不反叛的。可以说是屈服的,被压迫的。可这也是酷儿的,内在的、本体的酷儿的,只不过是偏离了传统的定义。引用一句中文语境很知名的话,向来如此,便是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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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到“又何谈精神的…”时,其实我本来写的是“进化”。犹豫再三,我改成了“升华”,但这个改变貌似也没什么意义,他们都预设了一个从落后到先进的线性时间。这无疑是西方中心的,我也不得不走上这条我一直想解构的道路。若是要卖弄一下学识的话,我想到了Jasbir Puar定义的homonationalism,即将对酷儿的宽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先进-落后的标准,以将特定的国家、宗教排除在先进叙事之外。中国人无疑是被排除的,尽管我也是中国酷儿,但同样也是这个落后定位的帮凶,并以我如今的认知来看,除了承认这种加害与偏见,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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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葬送的芙莉莲》的世界观中,对魔法的解释很有意思。魔法是关于想象的世界。赞则在头发上施加了多重魔法,没有人能击破她无所不能的头发。但对于尤贝尔来说,头发就是头发,当然可以被剪刀剪断。所以她带着用剪刀剪断头发的想象,轻而易举的杀死了赞则的复制体。
我们当然没有法杖来让这个世界变得玄幻,但我经常觉得解决问题就如同魔法一样,如果能想象出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一切困难就都有解决的机会。想象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苍白的宣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酷儿文化!”想象要基于现实与现存理论,这也是学术精神的体现。
这样来讲的话,我其实无法想象我该如何用中国的方式来活成一个中国的酷儿。
拓展酷儿性无疑是有价值的。如果让我去给未来我也许会系统化地写以上内容的学术文章来起个标题,我会模仿williams的格式,管这篇文章叫“queer culture is uneven”。“崎岖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个好词,若硬是要咬文嚼字的话,“崎岖”、“不均匀”也预设了一个均匀的标准。崎岖的表面总有峰点谷点,我们也总要定义哪个点是先进、哪个点是落后。
至少以我浅薄的认知来讲,我无法想象平等的对待崎岖的高与低。
那么这样来讲,如若我强词夺理,认为中国的“酷儿”(二次翻译成英文的话,我会使用拼音kù ér,而非queer)的特征就是藏匿的,羞耻的,当然也说得通。
但就像是二次翻译的基础也是把英文中的queer的翻译再次异化成新的名词——根源还是西方的,拓展与本地化酷儿的概念本身也只是存在于既定范式里带着镣铐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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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意识形态的、宏大的话,我也逐渐忘记了写这个随笔的初衷,其实只是夏末感伤想要坐在路边记录一下最近的生活。我总下意识的用宏大的叙事来冲淡我个人的微小的感受,这貌似能让我更冷静,或者是另一种形态的解离。我在荷兰很少写随笔,也许是异乡的生活让一切过往变得私人化,而在中国——一切创伤的发生地———我倾向于回避情绪的闪回,从而用宏大的视角来弱化我个人的思想。(有趣的是,这听起来也很中国,很集体主义,这也是我为什么着迷于文化研究和自我民族志———一切微观的、私人的问题都不可避免的指向宏观的人文环境,我即是humanities)
不过我今晚又一个新的感受:遛弯路过了张家口高铁站,其实从人流量和台线规模上完全比不上Utrecht Centraal,但建筑规模却是无比的宏伟,超过了荷兰所有的火车站。

站在空旷的站前街上,看着眼前的穹顶,说不上是巨物恐惧症,但这种开阔地上的雄伟建筑还是一次次的让我心生莫名的敬畏。这种感受在荷兰是完全没有的———它太平坦了,并且太拥挤了,也太过祥和,我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而无法看见更广阔的维度。
倒不是在批判我生活了两年的地方,我反而能在这种独立的环境中更安心。
我只是我自己,不是任何宏大计划的一环,或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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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我今晚本意想写的青年心事,在这种宏大的冲击下我已经不在其心流中了。也许未来有一天我还是会写出来,那就等到回到Maarssen、回到荷兰永恒的冬日里,在喘息的间隙慢慢回味这个夏天吧。
若要留下一句话,或者说一句悬念,我会说: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夏天,却在某些时刻短暂呼吸到新风与自由。
所以,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summers?anyway
那只钻进我衣服的虫子,我说并不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但它不是隐喻吗?这个夏天如同这个虫子在我今天穿的紧身衣中挣扎一般,无法呼吸。
把它抓出来弹走的那一刻,也许是不久后我重回荷兰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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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的间隙又有一只甲虫钻进了我的凉鞋里,它更大,更具有攻击性,咬了我一口,我恼羞成怒把拍死在地上,用烟头陪葬了。
当然,这句话是纯粹的写实,不带有任何解构主义的过度思考。
拾页 作于08.1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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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4.2026 后记
感谢龙先生,这篇洋洋洒洒的思考随笔的灵感来源于与你的闲谈。若是几个月后我会在毕业论文中继续深入讨论这个话题的话,我想致谢中也会出现你的名字,尽管这无非是又一年闷热的夏日午后。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无与伦比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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